文艺评论

全球视野、国家意识与产业之思的有机统一——评范玉刚《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作者:谭好哲 来源:中国艺术报 2021-04-28 14:39:19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伴随,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逐渐被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对待,而且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这就形成了中国当代学界文化研究持续升温的热度。范玉刚教授新近出版的《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又为进一步推升此种热度贡献出一部具有学理深度和鲜明价值指向的力作。该著作以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和传播为论述中心,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的迫切性,主导文化繁荣发展,主流文化价值观传播体系研究,全媒体语境下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围绕如何增强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的有效性,提出了许多具体对策建议。全书在详实论述和阐发的基础上,提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增强文化认同为最高目标,以世界共同价值诉求为底蕴,以文化创新和民族文化高位态的提升为价值取向的诸多原则,在全球视野、国家意识和产业之思的有机统一中,体现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高远战略思考和浓厚家国情怀。

将中国文化的发展置于全球视野中加以定位和思考,是范玉刚这部新著的一个突出特点。环顾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历史处境或语境关联,因此对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语境意识。语境关联有大小之别,既需要有微观语境、中观语境的聚焦与透视,也需要宏观语境的视野与观照。缺少微观语境、中观语境的文化研究,往往会流入泛泛而论,缺乏文化实践的现实指向与针对性,但仅仅停留于微观语境、中观语境的文化研究,又往往会拘泥于局部性问题以及对策性研究和政策性建议,缺乏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战略性思考,从而不能对文化发展起到理论支撑和引领作用。在范玉刚的新著中,既不乏微观和中观语境中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具体展示和分析,又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置于全球文化语境的宏阔视野和战略性格局中加以历史定位与理论分析,将全球文化语境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和传播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作者认为,当今时代的中国已处于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这使得对内与对外的政策联动性越来越强,而全球文化市场更是紧密地把各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面临“中美脱钩”的“新冷战”思维的弥漫,人类文明秩序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之下的动荡与重组之中,人类文明往何处去,世界文化如何发展,也处于世界秩序的变化中。在此境遇下,“尽管中国文化尚在迈向全球高势能文化的途中,但文明型崛起的大势必然要求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书。”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和时代责任致使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全球传播必然要遭受到世界既成文明秩序和文化格局的规约,遭受到西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尤其是“美国优先”之类冷战思维和价值观的遏制与打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与文明崛起必然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与时代磨砺。

那么,应该如何面对上述历史挑战与时代磨砺?范玉刚的回答是,中华文化的发展绝不能够再次退回到曾经有过的闭关自守的旧路上,而必须契合世界发展潮流,更加应该强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高扬文明共识和文明的相互通约意识,摒弃文化部落主义式的自说自话、自高自大,增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强化文化价值共享。只有弘扬文明共识才能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认可,才能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寻求到突破点,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注入更为强劲的持续发展动力。这样一种文化发展和传播理念,大大拓展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空间,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引入了更加普适性的思想内涵,也在人类文明秩序重建中为中华文化预设了朝向未来的使命和理想。

文化是价值创造与传布的载体,中华文化的时代创新与全球传播是与中国当代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与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文化话语权密切相关的。范玉刚的这部新著虽然以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文化语境为历史和逻辑起点,但却具有显明无疑的中国立场、国家意识,这是其又一个鲜明的特点。“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就理想的状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中的文明共识和文明的相互通约意识,首先是以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多彩、平等和包容为前提的,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是可以互识互鉴共享的,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原则。然而,正如范玉刚敏锐地认识到并加以分析的那样,当今世界的全球文化传播和价值流通不仅未臻理想,而且处于极度不平衡以至矛盾冲突的状态。现实的情况是,以强势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为支撑的美国大众文化的流行,在全球传播的是披着普遍性价值外衣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或者说主要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即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这种流行文化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灵验的丰富供给中,以时尚化的表达提供人们在更广阔视野下体验文化丰富性、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在其价值传导中以均质化的市场原则消解了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使其他民族文化发展面临被碾压的风险,甚至对其核心价值观形成强烈的冲击。即便是在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领域也存在种种价值失范与错乱的状况,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和传播面临诸多困境,以至重建价值信仰和价值共识,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和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建。文化以价值教化天下,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对内有助于凝聚全体国民的情感、意志和力量,成为社会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对外有助于形成有效参与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文化能力,能够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重组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所以,研讨文化发展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文化价值的建构和传播问题。正是着眼于这种现实状况和理论逻辑,范玉刚的新著才将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内容,把如何“增强全球文化语境下的主导文化建设能力”和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中“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作为自己理论研讨和论述的着力点,由此展现出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切的忧患与责任意识。

与当下许多文化研究论著仅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论文化价值不同,范玉刚的新著将“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直接联系了起来。著者明确指出,中国的文明型崛起走的是一条独特道路,其诉诸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共识理念,其载体和显现形态就是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蕴蓄其中的社会主导文化,它在全球舞台上的传播追求的是文明相互通约和文明共识理念。因此,就其动态的价值生成而言,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在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倡导文明通约和文明共识,在特色弘扬中彰显一般性价值,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与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就观念内涵而言,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首先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为社会基础的,要体现中国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祈向和社会制度属性,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性根基所在,是“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当代主导文化之社会制度属性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又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价值诉求的,需要在借鉴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和世界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需要在特色弘扬中彰显一般性价值,从而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成为具有价值感召和情感认同的全人类可以通约并成为共识的价值观。就此,著者指出,在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过程中,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越来越成为一种文明共识,其价值基础正是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命运与共的集体主义,这种价值观诉求的是各美其美而不是强势诱导或某种压迫,它注重的是“王道”式的价值感召。在当今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期,注重价值感召、尊重价值差异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文化基础,也正是在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中所应该追求的“王道”与“正道”。

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既需要文化观念上的自觉和理论创新,需要坐而论道,更需要起而行之,需要找到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文化创新路径和文化价值的建构支点,这也正是范玉刚新作所着力关注的。在范玉刚看来,文化产业正是文化价值建构的一个支点,而将注重“经济价值的文化产业”转向诉求“文化价值的文化产业”,打造具有高品位价值含量和世界话语权的文化产业和产品体系,则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中通向文化创新的一条主要路径。当今世界,随着文化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的载体和显现形态而走进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文化作为一种产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我国,随着新时代“文化强国”指向越来越清晰,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文化产业中文化价值增长的要求日益凸显,文化产业发展回归文化本位的意识也更加强烈。基于这一文化发展现实,范玉刚特别强调文化产业只有健全体系才能凝聚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才能焕发出高势能的文化力,同时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也是一种整体实力和文化体系的博弈,因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必须具有整体的、体系性的宏观研究与思考。为此,这部新著在国家“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以及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定位和谋划中,以“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为轴心展开分层次分类别的论述,对应当前价值观建构和传播中遭遇的诸多难题,以文化市场为逻辑起点,对主流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构成及其细分市场做出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全媒体时代建构现代话语传播体系的紧迫性和相关对策,旨在在世界舞台上构建中国社会性成长的大国形象,展示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负责任的文明国家形象。此外,作者指出,文化影响力是通过文化产品在市场上被大众实实在在地消费实现的,需要靠文化贸易数字说话,需要分众化传播下的价值全覆盖。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的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话语权。就全球传播而言,要以发达的文化产业为世界人民供给主流文化消费品,以文化价值的共享消除隔阂与政治冷漠,以对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消费引发世界人民的共情共鸣。该著关于文化产业的诸多现实分析和对策建议既为该著学理性观念的展开奠立了实践基础,也为中国当下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具操作性的路径选择和实施的办法与方略。

(转自《中国艺术报》2021年4月28日)